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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30条”之问:全球的“牛人”为什么要来上海?

2019/9/11 17:26:39

人才“30条”之问:全球的“牛人”为什么要来上海?

 

曾对不少科研人员产生困扰的职称外语和职称计算机考试,未来将不再成为职称评定的敲门砖;而在高校、科研院所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出于学术科研目的的因公出国,亦将不再受到公务员一般的严格限制……

 

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向纵深推进,这些科技创新人员呼吁已久的问题,均将在短时期内予以解决——市委、市政府昨天(2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俗称“人才‘30条’”),就此有了明确说法。对科技创新一线人才而言,“放权松绑”,将是“30条”带来的最大利好信号。

 

科技创新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上海要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能够集聚人才几何、人才又能释放活力几分,直接影响到科创中心建设的成色。同样早已形成共识的是,能不能充分创造条件,让各类人才“近者悦而尽才、远者望风而慕”,让各类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不仅关乎科创中心建设的成果,更关系到上海这座城市长远发展的动能。

 

上海早已提出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目标,在不断强调“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同时,人才也始终被称作上海发展的“第一资源”。而这个“第一资源”,一度也是上海的一块短板,至今仍在某些方面成为创新发展的掣肘——要“择天下英才而聚之”,把方方面面“最牛”的人引到上海,有些时候仍是难事;而业已留下或在此成长起来的人才,却受着种种体制机制或观念瓶颈的束缚,以致施展不开创新的手脚,甚至因此而选择离开,更令人倍感扼腕和焦虑。

 

“体制机制瓶颈”说来宏大,但对科研人员来说,往往是在最细枝末节处的陈规陋习,给了创新以“致命一击”。譬如因公出国,“八项规定”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因公出国时间、经费,本是从严执纪的好现象。但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规律,“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也还有与“领导干部”不同的身份和需求。罔顾这些需求,“一刀切”地照搬既定政策,到头来便是啼笑皆非。

 

有不止一位科技界“大佬”曾经抱怨,由于身上有那么一点“行政级别”,出国开会也只能遵循“一国五天、两国八天”的规矩,结果一个学术研讨会刚过了主旨演讲,还来不及开始“研讨”,便必须打道回府;又因为出国次数限制,以致许多圈内重量级的会议场合,本也“重量级”的专家却不见人影;更不必说科学家们为了经费报销同财务的“缠斗”,或者本来就有很强的英语和计算机操作能力,却还要为“职称考”里的英语和计算机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显然与科技创新规律逆向而行,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自然无从谈起。

 

为向创新主体放权、为创新人才“松绑”,就是为创新活力解开不应有的枷锁。而在人才引进、落户、流动、管理等方面推陈出新,更是促使活力迸发的先决条件。早在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要求上海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要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如同自贸区改革力推“贸易便利化”一样,为创新人才提供“创新便利化”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亦是上海孜孜以求的目标。

 

也正因此,2015年上海推出《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即俗称的“人才‘20条’”,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第一个配套政策,一度引风气之先。一年多实践下来,“20条”解决了不少人才领域常年的积弊,但仍留下了不少待解问题;一些政策在一线人才中的“获得感”,亦有再提升的空间。“30条”正是在此语境下应运而生。作为“20条”的“升级版”,最新的新政不仅要填补原先政策存在的短板缺憾,并根据科技人才的最新需求提出最新对策,更旨在强化“集聚人才的大举措”最初的初心——为人才和用人主体“增动力、添活力”,进而让各类创新人才近悦远来。

 

自然,看待“30条”,同一年前看待“20条”一样,不宜仅限于一条条具体政策及其暗含的红利——政策红利当然至关重要,但对上海而言,通过制度创新带来的改革红利,更值得长久关注。“30条”本身亦是一份改革的答卷,除了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解答,它也同样提出了面向全社会的考题:要真正打造一个“创新便利化”的人才环境,我们还需做哪些努力?